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第一次在党内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报告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1978年，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在他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着我们的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的道德品质，始终是领导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日前举行的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年轻干部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坚持原则、敢于斗争，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勤学苦练、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可以说，实事求是是党员干部的必备品质，也是需要日日修炼的基本功。此次来到陕西、甘肃调研，便想起了当年陕甘苏区领导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才保住了土地革命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从而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让陕甘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走上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立足革命队伍还比较弱的基本状况，刘志丹同志提出“三色建军”，以扩大陕甘苏区革命队伍力量。
其实早在1923年，陕北就有了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但长期以来，由于革命势力薄弱，并没有能够造成太大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开始领导武装斗争，先后发动了渭华起义、清涧起义、旬邑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但结果均告失败。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中国共产党人立足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创建和扩大武装力量的途径。1929年，刘志丹、杨国栋、贾拓夫等领导人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上，刘志丹根据自己多年来斗争经验发表了著名的“三色建军”理论。
所谓三色建军，就是一套在自身武装力量较为薄弱的前提下，扩大革命队伍、发展革命力量的可行性方案。三色即“红色、白色和灰色”。红色就是我们自己发展革命武装；白色就是在旧军队中做兵运工作，促成旧军队的起义；而灰色就是吸收和改造哥老会等绿林武装。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以“白色”的工作为主，就是通过我们深入细致的策反工作，鼓动国民党军和军阀部队中的有志之士率部起义，加入革命的行列中来。
在这一理论方针的指导下，西北地区的红军规模开始逐步扩大，并于1932年11月组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由党中央正式授予番号的正规部队——红二十六军。同时，一大批干部在兵运工作中经受了锻炼，逐步成长为了党的骨干力量，比如发动了“两当兵变”的习仲勋同志。
——面对贫瘠的土地和饱受贫穷困扰的广大人民群众，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同志制定了相对温和的土改政策。
建政不同于建军，发展生产不同于打仗。如果只占山为王，不顾老百姓的死活，那就不是共产党。作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深知，让老百姓吃饱肚子才是苏区政府的当务之急。
习仲勋同志制定了相对温和的土改政策，着眼于调动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哪怕原来是地主富农，只要参加劳动，都可以分给土地，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目标，保证了边区党政军的供给，有意识地避免了“左”倾思潮对群众生产积极性的打击。
随着土地政策的落实，苏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还吸引了周边地区无地少地的农民来到苏区参加生产。粮食充足、人口增加，苏区政府便适时地采取了鼓励商品流通的政策，使得陕甘边苏区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和后来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正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左”倾路线，毛泽东听到“陕北肃反”的消息后，立刻派西北保卫局长王首道等人前往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并开始重新调查，挽救了西北革命领导人的生命。
就在陕甘边苏区不断发展，陕甘边与陕北两块苏区逐渐连成一片的大好形势下，陕北苏区部分领导人错误地判断了形势，给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写信，批评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收到信后，分别派出了朱理治和郭洪涛前往西北加强领导。两人并没有深入陕甘边苏区实地调查，也没有和红二十六军的相关同志进行深入细致的谈话，而是听信了陕北苏区部分干部的一面之词，先入为主地给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富农路线等帽子。
1935年7月，朱理治主持召开了文安驿干部会议，当面批评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的干部，并且要求红军攻打延安、清涧、瓦窑堡等城市，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人的反对，双方的矛盾和分歧进一步激化。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肃反领导者借用红二十五军的武装力量，自10月1日起迅速开展了“陕北肃反”。先是逮捕一部分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干部，通过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刘志丹等领导人是右派反革命，再依据刑讯逼供得到的所谓“口供”，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在内的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党政军领导人，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陕甘边苏区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关押。
就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周恩来了解到“陕北肃反”的情况后，立即派西北保卫局长王首道等人前往瓦窑堡传达停止肃反的命令。经过王首道等人的认真调查，纠正了肃反时期强加给刘志丹等人的罪名，并迅速释放了被错误关押的干部，不仅挽救了西北革命领导人的生命，更是保证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团结和稳定。
习仲勋同志晚年多次回忆起这段历史：“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是很关键，但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了错误肃反，我和志丹等都被监禁，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都被枪杀、活埋。他们也已经为志丹和我挖好了坑，准备活埋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
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一旦背离了实事求是，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损失。我们必须牢记，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任何时候，党员干部都不能忘了实事求是。
